如秋水长天

unicorn

是一篇好文章，有心人去网上搜寻一下吧，估计很难找到。以前发在凯迪上的。

unicorn

原文 在中国大陆
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一到现实中就没了。
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却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
着。理论上你推翻了几座大山，实际上你掉坑里了。理论上你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你活在枷锁之中。在
教科书上，社会总是分成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现在可以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官————
总数估计超过5000万人————构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全球利润最高的事业，一个镇长
可以贪几亿，一个省长可以几十亿，更高级的官员更是富可敌国。最近几年常常有“伟业”这个词，其实
大多数伟业都是贪官伟业。我们也常常听到“国情”这个词，而以下就是真实的国情：我们拥有全球最庞
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的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但它却教导每个人要过一种朴素、节俭、
合乎道德的生活。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
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尘肺病人、结石婴儿，那些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
桩桩一件件强拆、血拆，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看守所里的囚犯，那些风起云
涌的群体反抗事件……可以确定，在未来的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它们会以更激烈的
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边界、无规则、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看政治观察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在我看来，这些
分析和预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
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他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躁，并且极不安
全，但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
会中，民众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为统治者的恩赐。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
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的接受低下的身
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
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
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
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
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
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的发现
，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21
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以援手。这21人可以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不善良的群体，他们会怒斥身边
的乞丐，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绝少同情；有人挨打，他们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
，他就在旁边冷冷的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个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经为这
种人画过一幅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
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
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莉亚有过一场
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黄金乡的草地上，一切结束后之后，温斯顿对
裘莉亚说：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
裘莉亚回答：完全明白。
温斯顿说：我
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败透顶。
裘莉亚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


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状，在这个阶段，麻木人格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人们会痛
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彻底的怀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麻
木，而是极为易怒，极为暴戾，一点小事就会使他怒火万丈，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更残
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比方：阿Q被村
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过，去打小D；打之不过，去打吴妈；还打不过，就去打幼
儿园的孩子。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屠童案就是明证。

第二种可以称为“
事实接受障碍”，长期的蒙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
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
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
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着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
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祈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
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
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的恶意构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饥荒只发生于
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绝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提出各种可笑的质
疑：

既然饿死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
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
如果真的饿死了那
么多人，为什么还要搞计划生育？
我家乡也很贫穷，为什么没听说有人饿死？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
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
有人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0分之一，这可能吗？
……


有一个问题最为震撼，有人问：既然没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

第三种可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
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
于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
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
这些人可以说大脑都不够好使，宁可让政府来代替自己思考，自己只要有吃有喝，抱着政府的洗脑电视剧
傻乐就可以了，思想的任务完全放弃，这种人已经不可能进行思想了。
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
须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为了国家，工作是为了国家，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保护视力
是为了国家，甚至连性爱都是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
至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
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赞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
灭亲，时刻准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仆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乖张暴戾，成为“暴
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
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
人如果去找了外国妓女，那就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
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
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
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开谈论用民用客机运载原子弹，然后在日本国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
前的义和团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着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
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
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毁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
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法律形
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
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于官员，也适用
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
力都可能让它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
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
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产，或者拼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
天会有什么后果。

这种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飞机
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走在路上，只要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车不顾死活地挤上
前去；只要是排队，就有人抄捷径、钻空档、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互
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了遥远的神话，现在的情况常常是“一人
有难，众人围观”或“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制度
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
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
当。”这是最重要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
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
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
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
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这中间有无数的苦难和煎熬，糟蹋了许多人的青春，甚至毁了他们的一
生，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赞美那些让他们吃苦的人，并且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陀思妥
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见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
他们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找各种理由，做各种辩护，他们甚至会为这侮辱与损害欢呼。

在中国大陆，“牺牲”
常常是一个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这个词本意是指祭祀用的牲畜。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
迹都在号召人们牺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头落水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捞上来。大队的牛
羊在风雪中走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谬，这是和平年代，你号召人们不怕死是想干什么？
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

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来没有真正终止，它的遗毒
也从来没有真正肃清，它就在我们身边。这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从没离开过我们的耳边，在这里，我提
议大家学学孔庆东教授，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三妈文体”，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号召你去
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
孔教授那句话说完。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来，大陆政府从来未停止过要求人们奉献，几乎每一位
贪官在事发之前都曾大讲特讲奉献，贪的越厉害，讲得就越厉害，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
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也就是他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号召员工无私奉
献，其实质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钱。如果一个国家号召其国民无私奉献，其实质就是公开的掠夺。有人
会问：难道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见义勇为、甘于付出的行为，但更需
要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先订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则不奉献。

在电视上、
报纸上，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人因为住上了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该领到的救济金，就眼含热
泪对着镜头说：感谢政府！我们不应该批评说这话的人，相反，只应该谴责那些坦然无愧接受感谢的政府，
你的纳税人活得如此艰难，你还有什么脸面接受他们的感谢？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正确
永不犯错的组织，它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他的权力是我们让渡给他的，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的保
安员或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你有必要含着泪感谢他吗？
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我无意歧视清洁工，但如果有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还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谢他，甚
至要求你无条件爱他，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问问他：我可以说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该这么回答：
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吧。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马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
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

我们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
钱都是从我们的钱包里拿出来的，所以要随时查它的账。如果你的清洁工说他买一条扫把要几万块，你就
该指责他贪污。如果你的清洁工拿你的钱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你就该谴责他腐败。如果你的清
洁工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烟，你大可以这么想：换个人来扫
地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的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而自吹万能的
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是什么都管不好。这30年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
经济领域，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但如果说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也是他放弃管制的功劳。30年来
的历史证明，凡是政府不再严管的领域，中国人都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力。放松对家电行业的管制以后，
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国的家电就可以跟国际大牌竞争。而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都是一派死
气沉沉，为什么国产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这么难看？因为电视管制。为什么
中国当代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为什么中国足球踢得那么难看？答案还是同样的，因为政府
不肯放手。

世界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会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即使不
情愿，也要装出虚心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只喜欢歌功颂德，即使马屁拍的不是地方，也会引起它的勃
然怒火。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下，“负面新闻”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国外都
被长篇累牍地报导，但在内地，几乎见不到一个字。事实上，“负面新闻”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把坏事
说出来，本身并非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恶劣的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提高警惕，
而不是争相效仿。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到得更多。看30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够学到什么
有用的知识，除了知道毛泽东思想可以指导杀猪。而一个小悦悦事件，就能让人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
所应为。近几十年，我们的历史书上屏蔽了太多的“负面”，其中有想当一部分都是体制的恶行、群体的
暴力，这些都应该视为国家的苦难。在这里我要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么不仅要爱国家的
光荣，也要爱国家的苦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和红火，也要爱国家的伤口和疤痕，爱那些悲伤的日子、
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们常常把人分为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在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制度中，
在纳粹和北朝鲜这样的政府之中，为体制效力常常只有两种结果：一、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二、少有益
处，多有害处。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会有信息员和特务混迹其中，在这里我要说，即使是你
们，也同样对国家的明天负有责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办个文、发个照、填个表、抓个贼，那么你和罪恶
的关系并不大，这些工作常常也是维持社会运转之所必须。但还是希望你能明白，来求你办事的，都是你
的真正老板，是他们给你发工资，是他们在养活你，你要尽量对他们好一点。即使做不到笑脸相迎，至少
也不要横眉立目。你应该遵守规章，履行职责，但不应该恶意地刁难他们。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不要让
他们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们养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与教育、宣传和意识形态有关，
那么你要清楚，你所影响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千人万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一个共识：让孩子
远离毒品。而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同样危
险，甚至更加危险，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绝，至少也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参与造假；
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着
眼说瞎话。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别人的房子、砸别人的摊子、流产
别人的孩子、拦截殴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会拥抱他们，只希望你能保留几分良知。大作家乔治.
奥威尔参加过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敌军战壕里面走出一个士
兵，那人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奥威尔本来可以将他一枪射杀，但他犹豫良久，最后还是放弃了。他
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份子？当你看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扣
动扳机？

这就是“奥威尔的反问”，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在这里，我要对那
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负有职责，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偶尔想起这个“奥威尔反问”，
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有所要求，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

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
义感，觉得自己是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
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情感、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
你骂他，他就会怕；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记恨你；你把敌人埋在脚下，第二年你的脚下
就会长出两个敌人。你所做的不过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
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怀中。

江苏某监狱曾经发生过一出真实的惨剧：有位狱警无故毒打囚
犯，那个囚犯说：你管我、教训我，我可以当你是在工作，现在你动手打我，那就不是什么工作，那就是
你我之间的私事。现在我不敢还手，但你记住，迟早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几年之后，这位狱警的孩
子就被吊死在监狱门口。

我跟你们一样痛恨这位囚犯的暴行，但还是要说，每位体制中人都该从中吸取教
训。仇恨如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他就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
界，在法律虚弱无力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你也不拥有长久的、绝对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
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就会有人拦截你。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被拦截的人不仅有
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级官员，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知识？答：慈悲清凉。
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如秋水长天。在我想来，所谓善知识，指的就是有耻有格的现代公民，所谓
慈悲清凉，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这二者没有什么用，不会帮你升官发财，更不会让你在浊世出人头地，
但它却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有时会显得不够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热的
时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不识时务地抬高枪口、松开扳机、停下坦克，人类社会才保住
了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我们活在一个尘土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
我们的心本应如秋水长天，但久置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而且极为脆弱。我们去邮局寄易碎品的
时候，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印一只红色的杯子，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一只红杯子，它
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他如此珍贵，又如此脆弱，应时时拂拭，勿留尘埃，
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净。

以上  慕容雪村  2012香港书展演讲稿  《如秋水长天》

admin

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如果没猜错，“特别行动奖”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气。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荣誉，听着就像赞美一个足球运动员打群架很厉害。我对此十分惭愧，因为我并不勇敢，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与什么传销团伙周旋，而是在大众沉默之时，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讲出他本应讲的话，为了真相和良知，敢于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敢于犯举国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检举罪恶。这与真正的勇敢相去甚远。我必须承认，这点勇气并不值得嘉奖，我依然是个胆小的懦夫，我说的都是安全的话，我所批评的，都是允许我批评的。

    这本书已经完稿多时，可迟迟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编辑，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他发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锋，我摔了一个杯子，骂了几句粗话，把我家的墙壁狠狠地揍了一顿，最后还是投降了。

    这位编辑是个谨慎的人，对现实的处境怀着深深的忧虑，不管什么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这本书最好不要出版，这样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讲出任何真相，因为真相就意味着危险；如果不得已要讲一点真相，切记不能发表任何观点，如果我有观点，我就是危险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但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这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只要投入3800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在另外一处，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印度风味”的屁，我承认，按某种标准，这就叫做低俗，可怎么也该算是“无伤大雅”吧？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这次的问题出在“印度”两个字上，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说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可是我又想：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南中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编辑要求必须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我忍不住要想：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后来在网上搜索，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还有《南中国》杂志，有一部电影叫《南中国：1994》，拿了金鸡奖；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南中国”这个字眼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这一回合，我赢了。正如你们所猜想的，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农民、帝国主义和一个屁，还有更多的字、词、句、段落，甚至是章节，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敏感词辞典》，其中包括制度、体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词、一些动词、一些形容词，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在这本辞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也包括“中国人”，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很多处，“中国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数人”，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编辑就会改成“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没错，在此时，在这里，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个神经病。一定有人会说，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认，可我还是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如此恐惧？我还要承认，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让我，一个守法公民，一个写作者，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在场有许多记者，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不，我并不愤怒，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因为我相信，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在这本《敏感辞典》的编撰过程中，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当我检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删掉一些字眼儿，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我把这称之为“阉割式写作”，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太监，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有些不能写；有些话可以说，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们的母语，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动的；有一些是我们用的，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上面写道：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会说些什么？下面给出了答案，他说，其实，我是一个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我只是一个潜在的“词语犯”。有人也许会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可我的感觉是：我已经快要窒息了。在千疮百孔、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安全的字越来越少，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我要说，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这是我们的母语，伟大的汉语，庄子、李白、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也许很多年后，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美丽的篇章都已经失传了，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我们不能批评制度，不能谈论时事，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文革真的结束了吗？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那是因为，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阉割了。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我的答案是：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我知道，在此时，在这里，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些话不合时宜，而且非常幼稚，但在此时，在这里，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当空气越来越差，我们应该做的，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而是要行动起来，去建设我们的语言，去改善我们的空气。更因为，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只有讲出这些话，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相反，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如果不能取消审查，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即使它不能宽松，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如果真有一本《敏感词辞典》，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作家不应该是鹦鹉，不应该是人皮喇叭，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当他拿起笔，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破坏者，更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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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有些不能写；有些话可以说，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们的母语，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动的；有一些是我们用的，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上面写道：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会说些什么？下面给出了答案，他说，其实，我是一个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我只是一个潜在的“词语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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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有句名言：漠视自由即为堕落。而漠视权利也同样堕落。其实道理很简单：坏事永远是坏事，不能因为被骗的人多了，就把骗人当成无所谓之事，更不能把它当成好事。大学教授生不生气是他的事，我被骗了就应该生气，他要愚蠢让他自己蠢去，我可不能跟他一起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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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慕容雪村的几篇文章，都没有这篇写得好。这篇是演讲稿，写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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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投入3800元，两年回报380万；投入36800，回报1500万……，为了证明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他们还会虚构出许多有名有姓的发财故事，把马云、黄光裕这样的企业家也指认为传销英雄。这本来只是个单纯的金钱骗局，但在传销者口中，它还同时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的摇篮，成才之后，国家会扶持他们做官，扶持他们经商，甚至会安排他们免费出国深造。这些话是如此难以置信，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信以为真。除了谎言，传销团伙还有一套完整的洗脑程序：先创造出一个真空环境，禁止成员接触任何外界信息；然后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所谓“行业就是一个大家庭”，使成员放松警惕、消除顾虑；还有宗教般的仪式、军事化的管制，使人无条件服从，并能从中体会到宗教般的神圣与狂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这些谎言要讲上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在全国各地，在大江南北，在每个城市的黑暗角落中，这些荒谬的理论和言语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我说过，人是虚弱的动物，而语言的暴力就是最大的暴力，这是与世隔绝的黑暗洞窟，当狼牙棒高高举起，再坚硬的脑袋也只是一堆血肉之泥。他们制造愚蠢。于是，一个白痴诞生了，两个白痴诞生了，一千万个白痴诞生了……他们鼓吹仇恨。于是，一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两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一千万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五）1960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医生叫王善生，那时正是大饥荒时期，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公社干部找王医生来治疗，他看了看，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那味药就是粮食。50年后，有一种社会之病久治不愈，原因也是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18世纪时托玛斯.潘恩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常识》，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1776年的《独立宣言》，它并不深刻，却把许多人从梦中摇醒。夸张点说，正是这本书造就了美国两百多年的繁荣昌盛。而在当下中国，在传销肆虐的当下，人们最缺的也正是这个：常识。常识并不总是令人激动，但它不可或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说出一些常识，更希望它能够唤起整个社会对传销的重视，不要假装它不存在，也不要假装看不见，正视现实，从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中检讨其成因，分析其现状，然后采取合理而富于人性化的措施，挽救失足者，惩治作恶者。传销者做的是坏事，可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坏人。他们需要的是仁慈的帮助，而不是残酷的惩罚。需要惩罚的是这邪恶的骗局本身，更是形成和助长这邪恶骗局的制度。我希望看到希望。这希望很简单：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让贫弱者从苦难中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良的心。2010年9月，广州

unicorn

最近有人冒充unicorn发帖，造成很坏影响，我已将多余信息删除，如有遗漏请读者注意分辨。